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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帕府王族沒有獲得泰國皇室賜姓?從1902年撣族叛亂談起

・2026/10/25 15:16 發布・2026/10/25 15:16 更新
帕府王族人物與王府示意插畫

作者:洪銘謙(洪博)

筆者曾經於《關鍵評論網》撰寫〈什麼是「泰北貴族」?從泰國「拜絲奉獻祝福儀式」,看蘭納併入暹羅的歷史〉一文,介紹所謂的「泰北貴族」,主要是指歷史上蘭納王國統治家族的後代。然而,在這些獲得泰國皇室賜姓的家族當中,唯獨缺少來自帕府的王族後代,因此,現今北部王族相關的御賜姓氏中,並沒有「ณ แพร่」(納.帕)這個姓氏。而這背後的歷史,與1902年發生的撣族叛亂密切相關。

這場叛亂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曾在暹羅宮廷擔任英語教師、其人生經歷成為電影《安娜與國王》(Anna and the King)重要素材的安娜・里奧諾文斯(Anna Leonowens),她的兒子路易斯・里奧諾文斯(Louis T. Leonowens)當時就在暹羅北部經商,並在叛亂期間協助南邦的地方防衛。除了他之外,還有丹麥籍警察教官在平亂過程中投入防衛行動,甚至因此喪命。

有趣的是,這場叛亂的發起者,正是與蘭納人具有密切歷史、文化與族群淵源的撣族。當暹羅中央政府試圖將北方城邦納入更集中的行政體系時,地方貴族、跨境居民與中央官員之間的矛盾逐漸浮上檯面。這場發生於20世紀初的地方武裝起事,究竟如何改變帕府王族的命運?又與泰國皇室賜姓制度有何關聯?要理解這段歷史,就必須從1902年的撣族叛亂談起。

一、1902年撣族叛亂:蘭納城邦與暹羅中央政府的權力衝突

1902年7月25日,暹羅北部的帕府(แพร่)爆發武裝起事,史稱「帕府撣族叛亂」(กบฏเงี้ยวเมืองแพร่)。當時,帕府仍保有傳統城邦的歷史背景,但暹羅中央政府已逐步推動行政集權,派遣官員進駐地方,重新掌握財政、司法與行政事務。這場衝突正發生在傳統地方權力與現代國家治理逐漸交鋒的時期。

起事者主要是從事柚木採伐、礦業及貿易的撣族人(ไทใหญ่),由帕嘉蒙(พะกาหม่อง)與薩拉波猜(สะลาโปไชย)等人帶領。當天清晨,武裝人員攻入帕府,首先攻擊警察機關、奪取武器,接著破壞郵電設施、切斷通訊,再攻入地方行政官署。他們搶走公庫財物、釋放監獄囚犯,並藉此擴大隊伍。隨著更多人加入,起事者逐漸控制帕府的重要行政據點。這場叛亂為什麼會發生?長期以來,較常見的解釋是撣族居民不滿暹羅官員的統治,加上土地、貿易、通行及地方治理等問題,最終以武裝行動反抗中央政府。當時許多撣族人往返於今日緬甸、泰國北部及周邊地區,從事跨境商業與勞動;隨著現代國家逐步確立邊界與法律管轄制度,他們原有的生活方式也受到影響。

另一方面,暹羅中央政府推動的行政改革,同樣衝擊蘭納傳統城主的權力。過去,清邁、南邦、帕府等城邦的統治家族擁有地方治理權與自身的政治網絡;隨著中央官員進駐,地方財政、行政與司法逐漸受到曼谷控制,傳統城主的自主空間也隨之縮小。因此,1902年的叛亂既涉及撣族居民與地方官員之間的衝突,也發生在暹羅重新整合北方城邦的歷史過程中。不過,若將這場事件單純理解為撣族居民反抗暹羅政府,仍然不足以解釋其背後的政治關係。澳洲國立大學學者安德魯・沃克(Andrew Walker)在研究1902年撣族叛亂時,利用法國檔案指出,起事者曾試圖動員超越暹羅、緬甸與法屬印度支那邊界的傳統政治聯盟。換句話說,這場事件還涉及傳統王權、跨境政治網絡,以及當時東南亞國家形成過程中的權力競逐。

其中一條重要線索,是流亡法屬印度支那的緬甸敏貢王子(Prince Myngoon)。他是緬甸貢榜王朝的王族,1868年流亡海外。暹羅方面在調查叛亂時,曾認為撣族武裝的行動與恢復敏貢王子的王位有關。沃克的研究重新檢視了這項說法,指出所謂「敏貢王子復位計畫」具有值得深入探討的歷史脈絡,不能只視為毫無根據的傳聞。然而,這並不代表所有參與叛亂的撣族人都以恢復緬甸王朝為目標。比較確定的是,當時的政治局勢遠比單純的地方暴動複雜,既有地方社會對中央治理的不滿,也有跨境勢力試圖重新運用傳統政治聯盟的情況。

至於帕府末代城主披里亞貼翁(เจ้าพิริยเทพวงศ์)是否參與策動叛亂,至今仍是值得討論的歷史問題。暹羅官方的調查與後來的歷史敘事,曾將他與起事者的關係視為重要疑點;另一方面,部分地方史研究則重新檢視他在複雜政治局勢中的處境。因此,不能只憑後來的流亡結果,就斷言他必然是叛亂的主謀。

二、西方軍官的角色:從丹麥警察教官到英國官員的平亂行動

1902年帕府叛亂的另一個特殊之處,是暹羅政府在北方的警務與軍事體系中,已經有多位西方專業人士任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丹麥籍警官漢斯・馬克瓦德・延森(Hans Markvard Jensen)。延森當時在暹羅從事警察訓練。叛亂爆發後,他率領54名警察從清邁前往南邦(ลำปาง),協助當地防衛。南邦同樣是蘭納的重要城邦,當時的地方統治者與暹羅中央政府之間,也正處於行政制度轉型的過程。當撣族武裝力量向南邦推進時,延森與地方防衛人員共同抵抗,阻止起事者進一步擴大控制範圍。

1902年8月4日,撣族武裝力量攻擊南邦。當地早已設置以柚木建造的路障,封鎖主要道路,而這些防禦工事的規劃與設置,也有英國柚木公司的相關人員參與。延森指揮警察守住重要防線,南邦城主及暹羅政府派駐官員的住所也受到保護。路易斯・里奧諾文斯則利用自己在當地的商業與社會網絡,協助組織防衛,並在戰鬥期間提供支援。路易斯是《安娜與國王》原型人物安娜・里奧諾文斯的兒子。安娜曾於1860年代在暹羅宮廷擔任英語教師,後來出版回憶錄,相關經歷成為《國王與我》(The King and I)及《安娜與國王》等作品的重要素材。路易斯成年後在暹羅經商,主要從事柚木貿易,並在南邦建立自己的事業。1902年撣族武裝攻擊南邦時,他參與地方防衛,協助保護南邦城主及暹羅政府官員。這段經歷,也讓一位與西方文學及電影史有所關聯的人物,意外成為蘭納近代政治史的一部分。

南邦防衛成功後,延森仍繼續參與北方的治安行動。1902年10月14日,他在南邦附近的孟瑙(เมืองงาว)遭撣族武裝力量伏擊身亡,年僅24歲。延森的經歷反映出,當時暹羅政府已經透過聘用外籍人員,逐步建立更制度化的警察訓練與地方治安體系。對暹羅而言,這些專業人員在維持地方秩序及應對武裝衝突方面,具有實際作用。此外,丹麥籍軍官古斯塔夫・紹(Gustav Schau)也與暹羅的地方憲兵體系有關,後來獲得暹羅貴族頭銜「披耶瓦蘇貼」(พระยาวสุเทพ)。在北方行政改革期間,這類外籍軍警專業人員參與地方治安與軍事事務,反映出暹羅政府希望藉由現代化組織,提升對地方的治理能力。

英國官員哈羅德・萊爾(Harold Lyle)則是另一種不同的角色。他當時在暹羅北部擔任英國領事系統的官員。叛亂爆發後,他曾前往帕府,並致信起事者薩拉波猜,勸說其解散隊伍,避免與即將到來的暹羅軍隊正面交戰。萊爾的行動顯示,英國官員除了關注當地英國臣民與商業利益,也試圖在局勢失控前進行斡旋。這些西方人士的立場並不完全相同。延森等警務人員參與地方防衛,里奧諾文斯從商業與地方社會網絡提供協助,英國官員則可能從外交與領事責任的角度介入。將他們一概視為同一支「西方軍隊」,會忽略他們各自不同的身分與利益。

從更大的歷史角度來看,這場叛亂發生於暹羅逐步建立現代國家體制的時期。中央政府需要更有效地控制北方交通、財政與治安,而英國、法國等列強也在周邊地區擴張勢力。外籍軍警參與平亂,正是這段國家形成與殖民競爭歷史中的一個縮影。

三、沒有「ณ แพร่」的帕府王族:從皇室賜姓到後代家族姓氏的延續

1902年叛亂之後,帕府王族的命運出現重大轉折。末代城主披里亞貼翁失去原有地位,後來離開帕府,前往當時法屬印度支那境內的琅勃拉邦生活,並於1912年去世。帕府原有的傳統城主統治至此告終,而地方政治也逐漸納入暹羅中央政府的行政體系。這段歷史與後來的王族賜姓制度有何關係?要理解這個問題,必須先回到泰國姓氏制度的建立。1913年,拉瑪六世頒布《姓氏法》,泰國開始正式建立現代姓氏制度。北方傳統城主家族的後代,有些獲得皇室賜姓,並以「ณ」加上原有城邦名稱作為姓氏,例如「ณ เชียงใหม่」(納.清邁)、「ณ ลำปาง」(納.南邦)、「ณ ลำพูน」(納.南奔)及「ณ น่าน」(納.難)。

然而,帕府王族並沒有形成同樣的「ณ แพร่」(納.帕)姓氏。這個現象與其他北方城主家族形成鮮明對比。帕府王族的政治地位在1902年叛亂後受到重大衝擊,末代城主被解除職位並流亡,原有的統治體系也隨之終結。到了泰國正式建立姓氏制度的時候,帕府王族的政治處境,已經與清邁、南邦、南奔及難府等地的統治家族有所不同。這是否代表泰國皇室因為1902年叛亂,而刻意拒絕賜予帕府王族「ณ แพร่」姓氏?目前仍需要更直接的皇室賜姓紀錄或相關官方文件才能確認。歷史事件與姓氏制度之間確實存在值得探討的關聯,但若沒有直接證據,就不能將兩者的因果關係視為已經證實的事實。

有人也會將帕府的情況與泰國南部的北大年(ปัตตานี)相提並論,認為傳統統治家族的政治衝突,可能影響其後代獲得「ณ+地名」姓氏的機會。不過,北大年的歷史背景與帕府並不相同,兩者是否存在相同的賜姓規則或政治原因,仍須分別查證,不能僅憑姓氏形式相似就認定兩者具有相同的歷史原因。沒有「ณ แพร่」,也不代表帕府王族的血脈就此中斷。其後代仍透過不同姓氏延續家族傳承,其中包括「เทพวงศ์」(貼帕翁)、「แพร่พันธุ์」(帕潘)、「วังซ้าย」(旺賽)、「ผาทอง」(席通)與「วงศ์บุรี」(翁布里)等姓氏。這些家族的血緣關係與分支各有不同,不能將所有使用上述姓氏的人都直接視為末代城主的直系後代,但它們確實是追溯帕府傳統貴族與地方家族歷史時值得進一步研究的線索。

其中,「เทพวงศ์」與帕府末代城主披里亞貼翁的家族傳承具有直接關聯。另一個受到關注的例子,是作家「亞可」(ยาขอบ)的本名โชติ แพร่พันธุ์,即「喬蒂・帕潘」。他以小說《十戰十勝者》(ผู้ชนะสิบทิศ)聞名,其家族與帕府傳統統治家族的淵源,也使「แพร่พันธุ์」成為追溯帕府家族歷史時值得注意的姓氏之一。這說明即使沒有「ณ แพร่」這種形式,帕府王族及相關家族的歷史記憶仍然可能透過其他姓氏延續。若要追溯帕府王族後代,不能只依靠「ณ+地名」這種姓氏形式,而需要結合族譜、婚姻關係、地方史與個別家族的傳承紀錄。對帕府而言,姓氏不只是現代法律制度下的家族識別,也承載著一段曾經受到政治事件影響的地方歷史。

回到1902年撣族叛亂,這場事件改變了帕府與暹羅中央政府之間的權力關係,也使末代城主及其家族承受長期的政治後果。至於「ณ แพร่」為何始終沒有出現,叛亂後的政治處境是理解問題的重要線索,但仍須以更直接的史料確認其具體原因。帕府王族的故事提醒我們,現代姓氏制度看似只是家族名稱的建立,背後卻可能連結著國家形成、地方權力重組,以及歷史記憶如何被保存或重新詮釋。當其他北方城主家族以「ณ+城邦名稱」延續身分時,帕府王族則透過不同姓氏傳承家族歷史。這個差異,正是1902年撣族叛亂留下、值得持續追查的歷史問題。

參考資料:

  1. Andrew Walker, “The Myngoon plot: Seditious state-making and the 1902 Shan rebellion in northern Siam,”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21.

  2. “Trouble in Phrae – The Shan Rebellion of 1902,” Siam Rat Blog.

  3. 泰國文化百科全書及帕府地方史相關資料。

  4. 泰國《姓氏法》,1913年。

2026/10/25 15:16 發布・2026/10/25 15:16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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